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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写法研究进展

 论文栏目:中国哲学    更新时间:2012-09-29 22:36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们对异质性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强烈。全球化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的双向进程[1]。全球化导致全球的同质化,但这种同质化不能否认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对特殊性( 异质性) 的诉求。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辩证关系表明: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与文化不仅不会消亡,反而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时下少数民族哲学与文化发展的繁荣就是证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在近些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重视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有份量的成果也不断涌现。二是对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即便那些怀疑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学者也认可了少数民族哲学,并认为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在今后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将大幅提升,从而进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但是,正是由于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面临着诸多机遇,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的也就越来越多。本文以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为中心,来谈谈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方式。

一、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少数民族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于中国哲学史学界。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界所书写的哲学史一般都是以儒、释、道等为主要内容的汉族哲学史。细检各种中国哲学史著作,我们发现它们根本没有给少数民族哲学留下地盘。在有些人眼里,似乎少数民族哲学上不了台面,根本没有研究的价值。不过,吊诡的是,在 21世纪初,“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成了问题。其实,“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由来已久,康德就说过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重述了他的观点,认为哲学的起点是思想的自由,只有当人类超脱了自然阶段而达到思想自由时才产生了哲学。黑格尔认为,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2]。后来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继续这种思路,竟将“东方精神”视为束缚个人创造性的思想的同义语[3]。海德格尔也说过哲学是西方的专利,“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 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 ‘希腊的’在此意味: 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 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4]不过,促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大讨论的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来华,他明确地指出,“哲学”只是“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的东西,是欧洲和西方所独有的思想,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这种形态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不是严格意义的“哲学”。“中国哲学”还是称为“思想”较为妥当[5]。

西方哲学家将“哲学”严格地限定在西方的思想脉络中,更确切的说限定了近代西方哲学脉络中,当然是成问题的。首先从哲学的本义( 即哲学乃是对智慧的追求) 来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当然不成问题。另外,即便从近代西方哲学的脉络来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也不成问题,西方哲学家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哲学的隔膜与无知,因为即便中国古代哲学也有其独特的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当然,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对于人们反思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重塑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等都是有好处的[6]。

客观地说,“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对于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的确认是有帮助的。因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本身就受到了质疑,中国哲学史学界当然没有心情和底气去质疑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了。既然中国哲学要求别人承认自身的合法性,那么它为什么不先承认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 可以说,中国哲学界现在重视少数民族的研究与成果,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是分不开的。

那么,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解决是不是意味着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解决呢? 可能还不能这么认为。必须要承认,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总体上要低于汉民族的文明,同时各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不可能是一致的,有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虽然有朴素的哲学思维,但也确实没有达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如果要求这些民族也写出一本哲学史,可能就是强人所难。有学者从民族精神角度理解民族哲学,认为: “哲学的民族性就在于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结晶; 或者说,民族精神的自觉认识和理论表达就是该民族特有的哲学。”“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有的民族能自觉地认识和理论地表达出来,于是其就有自己的哲学( 哲学学说) ; 有的民族尚未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从而其只有哲学思想。由此我以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史’,而有的民族则只有‘哲学思想史’。”[7]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有的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史”,而有的民族只有“思想史”,没有必要硬加上一个“哲学”的定语。须知,少数民族思想的价值不会因为贴上哲学的标签而变得更有价值,也不会因为没有哲学的称呼而减少其固有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的少数民族可以写出哲学史,但不是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必须要写出自己的哲学史。当然,有的少数民族可能在以前不能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但随着视野的开拓和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挖掘,可能现在就能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了。举例来说,通行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8]中没有土家族哲学,而在众多土家族哲学研究论著的影响下,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中已列入了土家族哲学思想的专章,而现在萧洪恩教授更是撰写了《土家族哲学通史》的鸿篇巨制。

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 这是撰写土家族哲学史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土家族哲学研究的学科地位没有确立起来,而且学理地位也还没有明确申明”[9]25的时候。萧洪恩对这一问题当然要作出自己的回答。萧洪恩从“理论”和“历史与现实根据”两个大的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从理论上说,第一,哲学具有一般性与民族性。第二,哲学问题的展开方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如既具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的问题,又具有历史观和文化观的问题,还具有政治哲学层面的问题。第三,哲学思维有理论表达与文学表达、历史表达之分。第四,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第五,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从历史与现实根据上说,首先,土家族哲学的合法性有土家族的历史成熟性支撑。其次,土家族哲学的合法性有土家族哲学史传统的支撑。再次,土家族哲学的实际功能对土家族哲学合法性的支撑。这些论证应当说较好地从外部论证了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家族哲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可能还必须从土家族哲学内部着手,要看其自身的内容是否承载了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这可能也是撰写其他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时候所需要认真对待的。

总之,任何少数民族要写一部哲学史,都必须先回答该民族的哲学如何可能? 否则,这一工作的展开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二、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写法: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如何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 是要采取还是拒绝“以西解中( 少) ”的写法? 如果要拒绝,是不是还要拒绝“以中解少”,而进一步到“以少解少”?

在我们看来,要拒绝“以西解中( 少) ”的模式来撰写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是不可能的。首先,哲学具有一般性,不能因为民族性的独特性而否认这个一般性,这个一般性是哲学的本性。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是任何哲学体系都要探讨的,只不过在特定时间或不同的哲学家那里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其次,那种提出“以中解中( 少) ”,反对所谓的“文化殖民”的人,实际上没有看到文化的创造性的本性,而是把中国哲学看作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其实,“以西解中( 少) ”的过程,就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 少数民族) 哲学现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西解中( 少) ”以成为中国文化的宿命,现在的中国人,如果要完全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就不可能开口说话! 第三,如果说“以中解中”在学理上还可以成立的话,则“以少解少”确实很难成立。中国哲学自身确实有它自身的一套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虽然少数民族哲学在近代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受汉民族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儒释道哲学的影响极大,很难说有其独特的一套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很多少数民族连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没有,更遑论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概念系统了。当然,有的少数民族的哲学话语和哲学系统可能有其自身的特色,在撰写这些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的时候,也要把这种特色体现和挖掘出来,要尽可能地使用具有特色的概念和话语。

以上是就研究模式上说,具体到少数民族哲学史的书写,则不能走纯粹观念哲学史或纯化哲学史的路子。一方面,纯粹观念哲学史的路子不能很好的揭示哲学问题,而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性。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局限,如果要走纯化哲学史的路子,那将是自揭其短。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将少数民族哲学史泛化为哲学思想史或哲学文化史,当然,名称还是可以用“哲学史”,但内容一定是哲学思想史或哲学文化史。

李维武教授提出的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研究方法[10],主要针对的是 19—20 世纪的中国哲学。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是展开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最为恰当的方法。萧洪恩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法。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家族哲学思想,既不是由专业的哲学家提出,也不是由专门的哲学著述阐发的,而是通过其他思想内容、其他表达形式展现出来的。萧洪恩十分重视对诗文、史籍、方志、书信、日记、公文等文献的搜集和解读,发掘其中的哲学思想。如《田氏一家言》,本是由田氏几代人的 12 卷诗集组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述。但萧洪恩正是通过对这些诗作的深入解读,发掘出蕴涵于其间的哲学思想,揭示出土家族哲学中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思想传承。第二,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代表人物或为政治家或为文学家,他们所接触和探讨的哲学问题,不是哲学自身发展所提出的形上问题,而是中国历史大变迁所提出的现实问题。对于这种哲学文化现象,萧洪恩明确指出,这些人物哲学思想的特点在于悬置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重点关注历史观、文化观及政治哲学问题。这就使这些原本处于哲学史与思想史之间的问题得以凸显,成为 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主要问题,显示出 20 世纪土家族哲学的特点。第三,对于土家族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与下层民间社会的精神生活的联系,萧洪恩予以关注和研究,使之成为土家族哲学史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11]。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之所以能对土家族哲学挖掘得比较深入且论述自成体系,跟他自觉地运用了以思想史为中心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在撰写其他少数民族的哲学史的时候,也应当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否则是很难取得深入而切实的成果的。

三、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处理好少数民族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少数民族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的组成部分,而现在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没有少数民族的地盘。那么,在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中,如何处理与中国哲学史的关系?

首先,要强调少数民族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能有离开中国哲学这个整体去单独地讲某一少数民族的哲学史,“多”必须在“一”之下才能获得其意义。因为少数民族的哲学发展一方面受汉民族哲学的影响,如儒家思想对少数民族有很大的影响,一些重要的少数民族哲学家就是著名的儒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哲学之间也有很多交流互动,如藏族与蒙古族之间的哲学思想就有很多互通之处。实际上,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也只有放在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才能获得真切的理解。

其次,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不必要也不需要高扬少数民族自身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因为有的少数民族已经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不能因为为了撰写自己民族的哲学史而把本来很为淡薄的民族意识“发现”出来而加以“扩大”,虽然民族哲学与文化本身是在不断地创造与“想象”之中,但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我们更应注意增强中华民族这个总的民族意识。当然“一”与“多”并不矛盾,“一”要通过“多”体现出来,但是这个“多”是要事实求是的,不能作过度的放大。

《土家族哲学通史》可谓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该书阐述了土家族在漫长的追求和发展中,既保持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又吸纳了来自汉族的儒道思想。这种与汉族文化的联系,导致了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向华夏文化、特别是向儒家文化的认同。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土家族的先进人物与中华各民族的先进人物一起,面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历史大变局,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吸纳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哲学,促成了土家族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这种哲学的现代转型,使土家族出现了一批求索于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之间的思想人物,他们的思想创造既对土家族的精神生活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又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样的一种阐述就不是就土家族哲学而论土家族哲学,而是将之放到中国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论述,很好地处理了“一”与“多”的关系问题。

2.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选择问题。撰写一部哲学史,首要的问题是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萧洪恩在这方面可以说用力极深。没有对土家族哲学资料的全面掌握与深入解读,是不可能撰就一部 80 余万字的著述的。但是与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不易引起纠纷不一样,有些少数民族的哲学文献在使用上存在很大的争议。

首先,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识别的,实际上,很多现在看来是少数民族的,在当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即他们的所思所想,根本不是以这个( 少数) 民族为出发点的。那么,这些人的哲学思想能不能纳入到该民族哲学史中? 这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件事情。笔者认为,有没有民族身份意识与民族认同,是衡定一个人的哲学思想能不能纳入到该民族的哲学史中去的一个重要标准。近代少数民族的出场,大多基本上不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出场的,而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出场的。他们的哲学思想可以是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但说成是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可能不妥。在一些少数民族哲学史中,我们发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哲学家的思想中,很难看到他们的本民族的意识。实际上,从他们的论述中,只感受到了他们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意识,甚至是汉族意识,而没有本民族的意识。将这些人的思想纳入到该民族的哲学史中,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笔者倾向于这样一个看法,除了少数几个少数民族的哲学史之外,一般少数民族的哲学史写到鸦片战争以前就可以了。因为在西方入侵之后,中华民族的意识逐步强化,大多数的( 新中国成立后确认的) 少数民族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当然,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政策的实施,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有所增强,这个时候是不是又形成了新的少数民族哲学传统,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其次,民族身份有争议的不应当纳入到少数民族哲学史中,否则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与争论。一般来说,民族的划分是不会产生歧义的。但在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出于国家民族识别的政策,如果出现了文化名人之后,就很可能出现几个少数民族争抢一个文化名人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该文化名人的民族成分已经确定,但另外的一个民族可能并不信服,而将之写到本民族的历史中。沈从文到底是苗族还是土家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沈从文有汉族、苗族和土家族血统,但他自认为是苗族,根据自愿原则,沈从文应当是苗族。因此,将沈从文纳入到土家族哲学史中来讲,就有很大的问题。萧洪恩“以其具有土家族血统,且受土家族文化影响较大,而将其作为土家族区域文化传承者的代表加以研究”[9]713,似有可商榷之处,因为以血统和学统并不是民族识别的充分条件①。当然,有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如蒙、藏族之间,在讨论其哲学思想的时候,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但在撰写相关内容的时候,最好不要引起特别大的争议。

3.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评价问题。少数民族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是中华各民族的精神家园,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与珍爱。但是,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与发展,而不能沉醉于哲学史上的成就。“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世界。”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我们在对待传统哲学时所应该具备的态度。

由于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撰写少数民族哲学史的时候,要避免过高地估价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上,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在当今发挥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知道,自近代西方文化东渐,中国文化遭遇千古奇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就成了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时代问题,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答。但是,中国文化要现代化,要在中国文化中确立现代性,则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共识。另外,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讲,现代性是一个不会完结的过程,现代化本身也在不断地现代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到底起多大作用,应当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中来衡量,首先,要承认少数民族哲学自身产生不出现代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的冲击,中国( 少数民族) 哲学就不可能自行开启现代化的历程。其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作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 现代性) 的作用将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上。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从外部对现代性文化进行反思,为建立理性的现代性作出贡献。再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中存在一些非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内容,对于它们我们也应区别对待: 对于反现代性的内容,一定要加以剔除; 对于那些非现代性的内容,则应当允许其多元地发展。

因此,除了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哲学的研究之外,更应当注重对少数民族近代精神传统的挖掘,挖掘其所形成的现代性精神传统。当然,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于在近代,除了少数几个的少数民族外,很多新中国成立后确认的少数民族在当时是没有各自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的,能不能将之纳入到各少数民族哲学史的内容是值得考虑的。因此,挖掘少数民族哲学的近代精神传统这件工作,可能也应局限在少数几个少数民族那里。

总之,方兴未艾的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在今后大有可为,值得学术界投入更多的热情与精力。萧洪恩的《土家族哲学通史》可以说开启了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新局面、新境界。在某些方面无疑为今后的少数民族哲学的研究树立了典范。但是,也正由于是补白之作,其中必然存在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对于今后的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后的少数民族哲学史写作,可以超过《土家族哲学通史》,但不能越过《土家族哲学通史》。我们期待更多更好的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成果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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